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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税,赶猪入圈,未来三大巨变

房地产税,赶猪入圈——将财富从房地产转移到消费市场;将权贵经济转变为阳光经济;将社会结构从两极分化转变为橄榄型。

今年两会,国家宣布将推动房地产税立法,不动产登记联网僵持多年后终于尘埃落定。在强化普通居民产权的同时,坐拥数十上百套房的房姐房爷也将无处隐藏。为今后房地产税的征收奠定了数据基础。

近来,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,举国关注。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,挑战不在外部,而在内部。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,尤实体经济萎缩,国民财富虚空,才是最大危机。

2018年,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元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例为42.3%,低于全球水平。发达国家普遍达在70%左右,差距巨大。提振消费,至关重要。

此前中国的消费占比一直在30%左右长期徘徊,自 2012年来,中国的消费占比首次突破40%,此后逐年攀升,社会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。

消费的崛起,背后是国家战略的变化。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大陆性国家,中国改革初期的三十多年,一直是外贸立国,同时,依靠高强度投资拉动经济,最近几年,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,竟然几年维持在80%左右,经济结构严重失衡。国家在进行供给侧改革的同时,需求侧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,犹如美国十九世纪末一样,中国终于形成了统一的大陆市场的雏形。国内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。

高耸的房价,已经成为制约部分城市消费能力的最大杀手。在本人研发《2017年中国城市消费能力排名》中,的尤其是大众惯性中认为强势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,排名都非常靠后,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。

一叶落而知天下秋。

作为中国的政治、文化、科技中心,以及北方经济中心,作为中国拥有世界500强总部最多,拥有顶级富人最多的城市,北京的消费能力却并不强,问题出在哪里?北京人的钱,都跑到哪里去了?

中国的钱,都跑到哪里去了?

(1)房价过高压制社会消费能力

北京等城市消费不振,有两个原因。一是,北京等城市的财富主要流向房地产,社会消费被抽血。二是基尼系数过大,精英消费边际效应递减,穷人无力消费,整体消费乏力。

房产消费不计算入零售,所以,北京有天量的房屋买卖,在社会零售总额统计上并不体现。房地产压榨了其它领域的消费,导致北京居民在大众消费方面不足,对于经济发展的启示是,当下过高的房价,严重戕害经济,是经济全面发展之心腹大患。

上海与面临与北京类似的情况,高企的房价,使主力市民阶层在买房之后,就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社会消费。

深圳最值得警醒。香港和广州的存在,固然削弱了深圳的消费能力。但是最核心的原因,还是房价。深圳近年房价飙升,严重压抑了商品消费能力。

深圳畸形的房价下,企业仍然能生存,青年仍然还留下,是因为在过去深圳的产业政策到位,还具备惯性,深圳曾经包容开放,青年仍在观望,若任由房价无节制膨胀,放任开放包容精神的衰退,未来五至十年,才看到深圳的衰退

房地产与金融等与权力勾兑严重的行业的畸形繁荣,对于国家经济发展,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部分伪自由市场学者经常鼓吹房地产带动经济,带动了局部产业,却闭口不提因为地产抽干了国民财富,压抑了多少行业的发展。

当下,北京地产总价,已经超过了美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,在此背后,是北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,仅为41.3%,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,与武汉、成都等城市更是差距巨大。无它,市民的钱都投到地产上了,大众消费受到制约。

通过对中国最大50个城市的研究,一个普遍的现象是,房价收入比约高的城市,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就越低,大致体现一个规律:房价增长速度,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,呈反向关联。房价越上涨,家庭的储蓄需求越大,虽然价值纸面财富增长,但是用于社会消费品的购买支出,反大幅下降。

房价影响消费,立竿见影。2016年房价飙升,2017年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,马上从44.7%下降到44.3%。钱被房地产吸走了,社会消费没钱。

2016年我国居民消费在GDP中占比为39.2%,而美国、欧盟、日本、香港与韩国的这项数据分别为68.8%、54.6%、55.7%、66.2%、48.8%,横向比较来看,我国消费领域的提升空间巨大。

(2)基尼系数过大,贫富分化制约消费

边际消费递减,凯恩斯的著名假说,举世公认。

个人如此,家庭与社会,国家也是如此。

富人阶层的消费支出,占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,消费欲望也降低。若一国贫富分化太大,财富过于集中富豪阶层,将导致两头空的危险局面。富人少消费,穷人无力消费。国家整体消费萎缩,消费率降低。

北京虽然富人人数全国第一,但是基尼系数大,平民阶层消费能力,比起长三角和珠三角,差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富人的消费,主要集中在奢侈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方面,对零售帮助不大,而且很多富人去国外消费,财富并没有留在北京本土。

有趣的是,基尼系数与消费能力有内在逻辑关系。过去十年左右,是中国基尼系数最高的时期,2008年达到顶点,消费占GDP的比重,也萎缩和徘徊,一直到2009年下降到最低点,而最近几年,随着国家整肃贪腐势力,打击红顶商人,基尼系数下降,消费能力也上升。

在城市之间,基尼系数大的地方,消费能力也受到制约,特别是北京上海,贫富分化严重,富人的大众商品消费率地,高端消费却多落脚到国外以及奢侈品市场,对于大众消费拉动作用不大,而平民财富不足,也制约了大众消费,尽管有的城市GDP总量很大,但是过度贫富悬殊导向消费不足

共同富裕,不仅是道义要求与国家使命,也是国家经济强盛的理性选择。

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低于全球水平。消费对经济贡献率严重低于发达国家。

很多人都说,中国缺少伟大的企业家,没有充足的本土消费能力,企业如何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?

强大的大众消费能力,庞大的大众消费阶层,双剑合一,才能造就强盛的实体经济。

考验国家消费能力,看底层的穷人,而不是看顶层的富人。

这几年,消费能力最强的,是经济发展速度快,同时房价又维持相对合理的城市,比如武汉、成都、重庆等地。武汉和成都近年迈入十大城市,并且在消费能力上独霸前两位,经济发展模式相对健康。都大力承接东部产业转移,大力发展实体经济,市民富庶,消费结构合理,后劲强大。

赶猪入圈,尽早将国民财富从房地产行业引导到消费领域,对于中国未来至关重要。

(3) 调整社会阶层结构,造就良性消费结构

中国财富和阶层分布,属于典型的 “金字塔型”。权贵豪门极少数,中产相对少数,平民穷人绝大多数。

远未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。

2003年至2017年,中国基尼系数为一直在0.46以上,2008年达到最高的 0.491,去年略回落到 0.463,贫富分化严重,远超国际平均水平。

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《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》显示,中国实际基尼系数达到0.73,顶端1%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。香港更不得了,十大家族拥有超过全香港一半以上财富。

2017胡润亿万富豪榜显示:全球68个国家的2257名亿万富翁当中,来自中国的超级富豪有609个,超过美国。北京达到94人,超过纽约。

中国的贫富悬殊巨大,北京在国内贫富差距最大。

再造社会,才能再造消费结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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